[27] 刘文杰：《民法上的姓名权》，《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
虽然个人利益也很重要，但除非在法律上被直接认定为个人权利，否则行政机关的职责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就是间接的关系。通过行政规则，可以进一步明确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情节较轻的具体情形，调解程序等，为公安民警提供规范性的基础，乃至规定调解员的选择、培训等。
此外，鉴于调解的自愿性，应当补充启动治安调解的前提要件，即当事人自愿接受治安调解。通过确立不同种类的治安调解指导案例，有助于统一法律适用尺度，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对抽象原则的法律规范作出一种合理的、便于操作的解读，可以为办案民警提供先例的指引和正向的激励善良的人们往往以良善的主观愿望，希望稳定的权力能够带来发展的福音。在中国，毛泽东时代也未能从实践上解决好这个问题。其四，领导层的更新要制度化。
当下属成熟程度为第四阶段时，可以选择授权型领导方式。对此，邓小平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才悟出了其中的奥秘。衡量结果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p1p2）CR[7] 上述原则权衡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以C为构成要件、以R为法律效果的规则，由于P1优先于P2，P1可以视为支持该规则的实质性原则。
而法律体系内的法律原则等评价标准，在终极意义上不过是各种相互竞逐的利益评价的结果，它们本身就是被评价的对象。布莱克曼（Blackmun）大法官在此案中所作的原则权衡，开始于结果考量。[5]在实务上，填补基本权规定之漏洞的前提条件是确认漏洞的存在，这关涉对特定基本权规定意向的探知，因为漏洞就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意向所作的不圆满性判断。在该案中，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与当事人请求保护的堕胎自我决定权之冲突可归结为两个原则之间的冲突——政府保护孕妇健康与潜在生命原则（P1）与个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决定原则(P2)之间的冲突。
这个界限简言之就是不能取代、僭越政治部门作政策决定。换言之，我们只有在衡量所有相关的正反面初步理由之后，才能得出确定性的结论。
[26]而本案中法官对婚姻规范目的的新解释，则起到了削弱原则P1份量的作用。[14] SAMUEL PUFENDORF, 2 ELEMENTORUM J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 [THE ELEMENTS OF UNIVERSAL JURISPRUDENCE] 283 (William A. Oldfather trans., Flarendon Press (1931) (1660)., cited from J.D. Droddy, Originalist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unenumeratedrights,1999L.Rev.M.S.U.-D.C.L.809. [15] SIR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93-94 (Christian, Chitty, et al., eds., W.E. Dean, 1847) (1765) ., cited from J.D. Droddy, Originalist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unenumeratedrights,1999L.Rev.M.S.U.-D.C.L.809. [16] Roe v.Wade，410 U.S.(1973). [17]Martina Renate Deckert, Folgenorientierung in der Rechtsanwendung,München,1995,S.124ff.;另参见张嘉尹：《宪法解释、宪法理论与结果考量——宪法解释方法论的问题》，载于刘孔中、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三辑上册），台湾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年版。文章来源：《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9辑）。所谓宪政时刻是指不同寻常的政治动荡、公共讨论和人民合意的时刻。
即R以C为构成要件，以Q为法律效果。[12]原则的冲突法则是指原则衡量的结果可以得出一条规则，而逆转的冲突法则则可以表述为： 对于规则N（如果构成要件C满足，则应出现法律效果R）而言，它可以被还原为——在构成要件C的条件下，支持R的原则P1优先于支持非R的原则P2。（三）作为排他性理由的规则 规则作为一种决定性的理由，同时也是一种排他性的理由（exclusionary reason）。两者的区别在于：开放的漏洞完全欠缺特定基本权规定意向所要求的规则，而隐藏的漏洞虽具有一般性的规则，但由于欠缺对此一般性规则的限制，使得该规则无法适用于系争事实。
德国联邦宪法法职能的广泛性和崇高的宪法地位使得其作出结果考量的政治性裁判或作出针对基本权的宪法续造时，仍被认为是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而没有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遭到强烈的民主正当性质疑然而，此种定位完全没有得到应有注意，如在孙志刚案中，人们在关切审查程序问题时主要在惋惜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能基于公民建议启动审查程序，[26]却忽视了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要求，审查建议其实亦可向事发地广东省甚至孙志刚原籍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提出，从而转化为审查要求，同时，广东和湖北两省人大常委会作为孙志刚的代表机关，在宪法上原本就有责任保证本省居民或选民的基本权利不受违宪违法法规的侵害，若未能对其提出审查要求则有怠于履行职责之嫌。
总而言之，本省人民，省人大的内部机构如省人大代表或代表团等，本省各级各类国家机关都可以、能够并且应该充当省级人大常委会审查要求权的触发器。在具体分布上包括省以下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人事任免、监督工作、代表选举等方面遇到问题向省级人大常委会请求解答，省级人大常委会亦认为相关法律问题构成疑难，因此经筛选后将问题转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请求答复。
就代表本行政区域的整体利益而言，省级人大常委会应当努力排除本省正当利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侵害。随着人们对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提请审查主体的重视，在现有法律程序框架内强化审查的动力机制并非毫无可能，一直受到忽视[43]的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要求权经充分论证后极可能形成重要的制度体系，并且，不断发展的多样化地方法治实践[44]可能给其审查要求的提出带来多元的政治动机。国务院等五类机关之所以成为要求主体是因为，它们都在宪法上具有重要的实体性权力，并且能够在行使各自实体性权力的过程中发现合宪性疑问。如此丰富的方案配置可以保证前述审查要求的多种功能得到实现。有鉴于此，前述三方面的现实可能性依次递减，有待民主实践的进步，尤其是第三方面功能仍是潜在的，与第一方面已有迫切现实需求不同，只有在省级人大民主审议功能充分发挥之后才有存在的空间。尽管在概念和用语上不甚明确，但就其具体制度构造、基本原则和立宪背景及主旨来看，我国现行宪法在文本上确认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乃不争之事实（参见王建学：《我国的地方自治：宪法文本的解读与现实状况的考察》，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6年第12辑，廖益新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正因如此，省级人大才具有代表本省利益的宪法功能。
[12] 王建学：《论地方团体法人的基本权利能力》，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实际上，只有完成立法法第99条的规范释义，要求审查程序的有效运用才是可能的。
第五，省级人大常委会基于辖区内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织的请求提出法律询问，在数量上偏少。但遗憾的是，法规审查程序自2000年设立以来一直因动力不足而处于沉睡之中。
最低的是美洲，33个美洲国家共有9个实行专门机构审查模式，但只有1个国家的宪法赋予地方议会提请主体资格。[34]可见，无论是相比于外国地方议会的提请资格，还是相比于我国的审查建议，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提请资格都最具拘束力，因此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审查启动机制中的作用最强。
可见，11个共享式国家中只有4.5个是实质性共享，因此21个国家中有16.5个都使地方议会居于提请的排他性或主导性地位。若后者认为相关法律问题构成疑难，则会经筛选后将问题转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请求答复。上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同属人大系统，省以下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遇到法律疑难问题时，只能在系统内求助于上级国家权力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或检察机关。从理论上讲，地方行政机关遇到法律疑难问题时，既可向上级主管机关乃至向国务院寻求解答，也可以逐层向本省人大常委会请求解答，这源于我国宪法就行政机关所设置的双重负责制。
第二，在各层级和各种类的地方机构中，省级人大常委会独具审查要求主体资格。省级人大常委会可参照其在法律询问答复程序中的实际作用，设置行使审查要求权的具体方案。
排除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适用违宪违法行政法规在结构上较为复杂，因为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受地方人大监督的同时还与其同本系统上级机关存在职权上的联系，而且各自的联系方式因权力性质不同而颇具差别，其受省级人大常委会宪法监督的形式也应有所区别。前者常常表现为地方与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11]属于宪法权力划分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地方自治团体的自治权保障，源于地方议会作为地方利益代表者的地位，极少数国家甚至将自治权保障扩展到立法不作为。
[16] 参见王建学：《作为基本权利的地方自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三）省级人大常委会是省级国家权力常设机关 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在所有地方国家机关中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同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均由其产生并对其负责，辖区内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均受其监督，因此审查要求资格一旦分配到地方就只能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独享。
也就是说，法规审查要求权在建立之后可能存在不被行使的风险，当这种风险实际存在时，要求权在被分配给多个主体时，其不被行使的风险在理论上自然会有所降低，反过来讲，省级人大常委会由于群体数量多、地域差异大因此更可能产生提出审查要求的需求。但此项数据不为零说明，实践中的地方法院乃至检察院经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请求答复的管道是畅通和可用的。此种规范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立法法虽然赋予国务院等五类主体对三类法规的审查要求资格，但这些资格的法律性质、功能定位和在不同主体间的分工等却语焉不详，由此给审查要求的实际提出造成了不便和困扰，导致要求审查程序长期搁置。而在每一次‘权力下放式的府际关系调整过程中，地方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却并没有被赋予相应的财政收入来源，它们在现有财政分权体制下只是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弱势一方。
[23]后者如我国各地方曾存在大量法规和政策来保护本地人员、企业，限制外地人员、物品和服务流入，[24]再如未来逐渐凸现的省际间环境利益冲突。[21]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其次，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既受同级人大的监督，也受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地方审判中发现的违宪违法行政法规，既可经由本省人大常委会也可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表3：省级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询问情形分类表 第一，省级人大常委会主动提出法律询问的比例最高，说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就自身工作所遇法律疑难问题提出询问的强烈需求，包括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的立法工作、人事任免、监督工作、代表工作等各个方面，以及在对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备案或批准审查的过程中发现法律疑难问题。
[39] 数据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对公民……的建议做出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没有按宪法、《立法法》规定的程序互动……削弱了废止《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救助管理办法》这个过程的法治意义，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制度性的，可反复适用的东西，甚为可惜，参见邓少岭：《孙志刚案与违宪审查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